微博打拐 70后农妇失去丈夫和孩子
高永侠，徐州邳州市八义集镇人，70后，在没有陷入“打拐”漩涡之前，过着平静的生活：丈夫常年在外打工，她每天除了打理农活，就是陪伴丈夫从外面带来的一双儿女，粤粤和乐乐。
她的一名远房大哥高友钦说，高永侠是个十分内向的人，很多想法憋在心里，从来不愿对外人透露。
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性格，2011年2月10日那天的事情，成为她永远挥之不去的痛。就是在那天，微博打拐的力量将她的两个孩子暴露，乐乐的亲生父亲找来了，随后媒体发现粤粤也并非亲生，同时被社会福利部门接走。在这之前，她的丈夫已经过世。
“我接受不了，孩子不是我拐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来路，丈夫说是别人遗弃，又说是自己的私生子。”高永侠说，在之后的一两年中，她的精神有些恍惚，每天挥之不去的是孩子的身影。
“出事之后，我就觉得她在老家呆不住了，大伯子卧床，公婆对她又不热情，我就把她接到了新沂。”高友钦说，在新沂市区一条小窄巷里，高永侠给一个豆脑摊帮工，从早上5点忙到下午1点多钟，下午4点到晚上7点，还要上门推销牛奶。“一开始她不愿意干，也做不下去，经常忘事。”高友钦的妻子说，她就强制高永侠去干活，“不忙的话，她满脑子都是孩子，更没办法摆脱。”
剧组来了 多次联系高永侠被拒绝
渐渐地，高永侠接受了现实，虽然极其想念孩子，尤其是粤粤，但觉得自己无能为力，“也就这样了吧，每年能和乐乐通两次电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现实的平静，很快被打破。去年上半年，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她接到陌生电话，“第一次对方和我说要拍一部《爱心妈妈》的电影，想采访我，被我拒绝了。”高永侠说，后来乐乐的父亲彭高峰带着剧组找到了她，“剧组的人在我家里拍了一些东西，也问了我几句话。”
再后来，高永侠又一次接到剧组的电话，聊了20多分钟，对方主要询问当时抚养两个孩子的情景。在几次通话中，剧组均提出想来见见她，都被拒绝了，“过去几年了，我不想再翻出来，想一想就心里难过。”高永侠说。
高永侠不明白，这是《亲爱的》剧组在联系她。去年9月，电影《亲爱的》在全国上映，以高永侠为原型的人物李红琴由赵薇主演。“电影出来后，他们又给我打电话说请我过去，我也没有同意，要送我电影票我也没要。”
在电影全国热映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票房时，高永侠还不知道电影都演了什么，直到今年大年初一那天。
生活被打乱 农妇要打官司维权
今年春节，高永侠回邳州和公婆一起过年，初一那天一位邻居找到她，低声对她说：“演你的那部电影你去看看吧”。高永侠在邻居家的电脑上，看到了这部取材于她，却又让她难以接受的电影。
“里面很多情节我没法接受，比如李红琴给别人下跪，受到殴打和辱骂，为了找证人作证，和别人睡了一觉，最后又生了孩子。”高永侠认为，这些都是没有的事，但在影片最后却播放了她的真实画面镜头，“这会让别人觉得，这些事都是我真实经历的。”
整部电影她没有看完，走出邻居家门，高永侠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四年前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。回家后卧床不起，一直在村里的小诊所挂水。大年初八那天，她去了新沂，又去医院检查了一番，没有发现大毛病，“就是不舒服，觉得委屈。后来想了很多，才决定找记者说说。”高永侠说，自己一辈子都胆小怕事，但这一次就想弄个明白。
如今她走到哪，都感觉有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，也曾被问过几次“你是不是那个电影里的”，她都否认了。“我没有做过的事，不想让别人这么看我。”高永侠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，脑海里都是孩子、电影以及四年前的事情。
高友钦认为，电影中没有说明哪些是虚构，哪些是真实的，把高永侠的个人信息、画面公布出去，容易引起别人误解，这对她个人精神上的打击很大，希望电影制片方能够出面澄清，并给予公开道歉。
昨天下午，现代快报记者曾电话联系电影《亲爱的》制片方光线传媒有限公司，一名工作人员记录下记者的电话号码表示会有人给予回复，但截至发稿尚未接到回复。
律师说法
影片存在侵犯原型名誉权和隐私权的可能
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程栋律师认为，从法律层面来看，电影制片方的这种行为，有可能会侵犯高永侠的两个权利。一是隐私权。在文艺创作中，也要保护个人的隐私，防止影响到其个人生活。二是名誉权。所谓侵犯名誉权，是指采取捏造、侮辱、诽谤等方法，或者虚构某些事实，造成被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，正常生活得到破坏。社会评价，是以多数人对某一个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的结论性意见作为判断依据，或以正常的社会公序良俗为判断标准。
在《亲爱的》片尾中，播出了“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，部分情节并未真实发生”。程栋律师认为，这是电影制片方采取的规避办法，但是片尾中如果有高永侠的真实镜头，并且整部影片会引起观众的联想，无法区分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哪些是假的，这条免责条款是无法免责的。
程栋建议，如果高永侠提起诉讼的话，可以要求电影制片方停止侵权，赔礼道歉，消除影响，恢复名誉，赔偿损失。
